考古学者卫聚贤是《说文》的总编辑，他曾参与那个时期多处古迹的挖掘工作。当时在卫聚贤周遭尚有郭沫若、商承祚等文化界人士，也一起疏散到重庆。因此，杨仁恺有机会和这些人熟悉起来，增长了中国美术的相关知识。
那时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特别喜欢杨仁恺。当时故宫文物从北京的博物院疏散到四川省，马衡也在重庆。杨仁恺从马衡身上学到中国艺术的入门知识，经常浏览宋代、唐代的珍贵古书画。
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时局动荡，《说文》停止发行。杨仁恺为了找工作搬到北京，想凭着自己在中国艺术方面的知识糊口度日。因此他到著名的古董街“琉璃厂”附近的古董店工作，在那里训练了自己鉴识文物的眼光。后来他自称“我是在琉璃厂大学毕业的”，并引以为傲。
1950年起，他移居沈阳，在东北人民政府的文化部任职。当时的东北博物馆存有世界最大的丛书《四库全书》，他常常前去帮忙整理。
没人会想到真迹就在这里
在东北博物馆的仓库内，摆在杨仁恺面前有三张几乎相同的画卷，都叫做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这幅画的仿本和赝品极多，真迹大家都认为已散佚不见。包括杨仁恺在内，没人会想到真迹就在这里。人们以为这三张画顶多就是明代时画的、品质比较好的仿本，回流到收藏品较少的博物馆中，没有什么好期待的。
开始鉴定的杨仁恺，打开第一张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一看就知道是赝品，完全没有价值。
接着鉴定下一张，博物馆内其他同事曾说“说不定是真迹”，果然，一眼瞄过，就知道是好东西。杨仁恺原本认为是“明代的作品”，但是品质相当好，也有可能是仇英的真迹。先选到“收藏”这一边。
到了最后一张画。之前已经听说“是赝品的可能性很高”，他没有多想就把画摊开，突然背脊感到一阵凉意，脸上露出笑容光彩，不假思索地大叫，“就是这个!”
各个时代的中国绘画各具特色，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偏好的笔法和颜色。
很明显，眼前这张是宋代的绘画。
在中国，对宋代的绘画评价极高。因为年代久远加上数量稀少，宋代留下的高水准名作被称为中国绘画的最高峰。
当时东北博物馆几乎没有宋代的画，了解宋代绘画的人很少。而杨仁恺因为马衡曾让他鉴赏过许多宋代的画，又在北京的古董街培养了眼力，因此知道手边的作品就是宋代绘画。
“这绝对不是仿本或摹本，这很可能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迹。”
杨仁恺也避免骤下结论，先找到所有能搜寻到的资料，调查张择端所描绘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当时应该没有附照片的书籍图鉴，他参考的是《东京梦华录》这类的文献资料。
宋代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代，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在北宋末期画的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了居住在北宋首府开封的孟元老，在北宋灭亡后怀念开封的繁华，巨细靡遗地记录下当时开封的样貌，是部非小说类作品。
《东京梦华录》里所描写的开封，有着仓库等和画里一致的地方，这引起了杨仁恺的注意。经过慎重查证，这幅画被判定为真迹。
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术史上，可称为“最大发现”的一瞬间。
真迹如何流到东北，有三种可能
为何《清明上河图》出现在东北?得从辛亥革命谈起。
1912年清政府倒台，中华民国政府为了避免增加情势的混乱，允许末代皇帝溥仪留在紫禁城宫内。旧宫廷的费用开销相当大，新政府采取限制预算的措施，如果不变卖清朝蓄积了二百七十年的文物，紫禁城里根本没办法维持生活。
眼看前景惨淡，溥仪在还是紫禁城主人的期间，就把手上中华文明精华的珍品带出宫外。他也以“恩赐”的名义交给弟弟溥杰，让其偷偷地一点一点拿到市面上卖。依据后来发现的《恩赏目录》，至少有一千件以上唐代到清代的贵重字画由溥杰运出去。《目录》 中也包括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究竟溥仪是否在知情的状况下将此事交给溥杰，尚不得知。
历史很有意思—如果溥仪当初没有把它带出宫外，《清明上河图》 大概就会随着蒋介石在1949年到了台湾地区。
历史并不是如果。事实上，从北京紫禁城运出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真迹，先到了天津，后来溥仪到伪满洲国当皇帝，又将之运到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(现在的长春)，收藏在皇宫内。
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溥仪携带大量文物想逃亡到日本，但被前苏联军队拦下，送到西伯利亚，再转到中国接受思想改造。从1945年直到杨仁恺1950年在沈阳发现真迹的这段时间，谁也不知道《清明上河图》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。这也是这幅画的许多谜团之一。
2011年秋天的沈阳，寒流来袭，气温降到零摄氏度以下。
为了详细了解杨仁恺“发现”的经过，我来到沈阳。因为杨仁恺已经过世，所以拜访了几位相关人士。
杨仁恺在发现《清明上河图》之后，一举成名。他从辽宁省博物馆职员，晋升为副馆长。退休后也享受终身名誉馆长的待遇，于2008年过世。
在辽宁省博物馆，我和师从杨仁恺的博物馆前研究员戴立强见面。
这天是星期一，博物馆休馆。他在博物馆负责裱装工作，个性严谨，谦称自己是一边动手裱装一边学习专业知识，四十几岁以后才获得杨仁恺的肯定，晋升为研究人员。
在杨仁恺手下，戴立强负责《清明上河图》《姑苏繁华图》等研究工作，《姑苏繁华图》也是这个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名画。戴立强2010年从博物馆退休。
依据戴立强的说法，从1945年伪满洲国倒台到1950年杨仁恺“发现”的这5年间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处于什么样的状态，被推测为以下三种可能性。
第一，溥仪意图逃亡日本，从宫廷带出的好几个行李箱中装有古董和饰品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也包括在内。溥仪在机场被前苏联军队逮捕收押，《清明上河图》 被交给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(后来并入人民解放军)，再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保管。
第二，在东北的一位解放军参谋长，名叫张克威，他喜爱文物，在长春的市场上偶然买到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后来寄赠给东北人民银行。
第三，溥仪的随员带着《清明上河图》等文物，后来和溥仪分开，自己逃亡，在大栗子沟这个地方被东北民主联军逮捕，文物被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保管。
戴立强说，这三种状况以第一种的可能性最高，但是没有相关资料，很难查证。
他笑着说：“我现在没办法确定哪一种状况是真的，每种说法都缺乏关键性的证据，都有弱点，马上就会被反驳。”
避开了永远的“消失”
可以想象，在那些动荡的岁月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丢失、被烧毁、无从寻觅等都有可能。幸而，《清明上河图》逃过一劫，在1950年时被杨仁恺找到，避开了永远的“消失”。
杨仁恺对发现《清明上河图》的“伟业”，不太在公开场合提起。
他生前曾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专访中直率地说：“溥仪带了三幅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到底哪一件是真迹，溥仪自己也不清楚，我不过是因为具备经验和知识，所以知道哪幅是真迹。”
杨仁恺的代表作《国宝沉浮录》中，有关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叙述也很短，让读者有种避重就轻的感觉。
沈阳画家王成，曾经担任杨仁恺的秘书，他说：“他是个具有专业技师气质的人，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专业的工作，对于周遭的人以特别的眼光看待发现《清明上河图》这件事，他一点也不觉得高兴。在发现《清明上河图》以后，在东北发掘出堆积如山的古董，他认为这些对于国家的贡献反而更重要。”如王成所说，杨仁恺不只是发现了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找寻“消失的名画”。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一些企业或个人收藏的“东北货”，一下子都流到了市面上。
听到这样的消息，杨仁恺以沈阳的博物馆为据点，来回穿梭于长春、营口、天津、锦州等城市，鉴定和收购文物。
在当地，伪满洲国士兵曾进入溥仪居住的伪满洲国宫廷掠夺文物的事情，广为人知。那些掠夺者多数住在东北，为了钱就随便抛售文物。当时杨仁恺的工作就是依据这些信息，跑到这些人家里进行制止，说服他们“偷来的是不义之财，还给国家才有道理吧”。
通过这样的方式征集到的文物件数，据说超过一千件。这些失而复得的文物，大部分都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，一部分“绝品”则被移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辽宁省博物馆的收藏品都有编号，从第一号到一三号都不在馆里，已被移至故宫等中央级机关。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的是第一三号以后的文物。
而杨仁恺发现的名作，都是国家一级文物的国宝级作品。
“当时中国各地的博物馆都苦于收集文物难，而辽宁省博物馆因杨仁恺搜集到的珍品，显得很有分量。”王成这么说。
回望历史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杨仁恺的人生以及他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相遇，其实都有着历史变化的力量。历史、政治、个人的复杂交错，从《清明上河图》这一张画就可以反映出来。
杨仁恺的长子杨健，生于1948年，在研究机构的技术部门上班，过去对于父亲的功绩不太关心。当他父亲过世时，见到许多人前来吊唁，才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，而将父亲的朋友及同事们寄来的文章集结成一本很厚的纪念集。
在家中和我见面时，杨健说：“我父亲一生都在追寻散佚的文物。”他是寻找散佚文物的猎人，捕获的第一件猎物就是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收获。
(摘自《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》，[日]野岛刚著，张惠君译，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)
整理编缉_小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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